11月8日，中國迎來第22個記者節。在這個時刻，讓人想起90多年前一位美國同行多年前的壯舉：他是第一個向世界介紹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並寫下《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向全世界真實全麵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陝甘寧邊區軍民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

斯諾

一生中覺醒的起點

1905年，斯諾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先後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印刷學徒，飽嚐艱辛。1925年，斯諾來到著名的密蘇裏大學學習新聞學，畢業後成為一名記者。

1928年7月，斯諾懷著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登上遠洋輪船來到中國，在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兼任《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之後他又在燕京大學做了兩年教授。這一係列經曆讓斯諾對中國產生了十分獨特的感情。

在見識了大上海的繁華後，斯諾決定去中國西北地區看一看。1929年，斯諾受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邀請，乘坐一列從上海到綏遠的火車，一路顛簸進入中國的西北部考察，這部列車的終點站就是薩拉齊。

今天的薩拉齊綠樹成蔭、高樓林立、商業繁榮、人民幸福。但是在1929年，斯諾剛從火車上下來的時候，看到的卻是餓殍遍地、滿目瘡痍。據薩拉齊當今所屬的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誌史辦主任高景哲介紹，1929年，中國西北部發生了大旱，許多地方顆粒無收，普通人家食不果腹，同時一些地方還流行鼠疫。處於滬綏鐵路末梢的薩拉齊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斯諾從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大上海來到了“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中國西北部，強烈的反差給了斯諾強烈的震撼。在作為一名有良知的記者的責任心和同情心驅使下，他把見聞寫成《拯救25萬生靈》的長文，向外界報道了北方幹旱的情況。

斯諾認為，正是他在薩拉齊親眼目睹了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後，作為一名記者的責任感、使命感才被徹底地喚醒了。他在《複始之旅》中寫道：“我到了戈壁灘南麵的小城薩拉齊……這是我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

在這之後，斯諾的腳步更是遍及東北、台灣、雲南等地，寫下了不少有影響力的客觀新聞報道，同時開始思考並尋找中國的出路和希望。最終，他尋找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北抗日革命根據地。

傳遞中國“抗戰之聲”

193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局勢轉折之年。這一年在斯諾的生命中同樣至關重要。正是這一年的6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終於迎來一個進入陝北蘇區的機會。

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斯諾和同為美國來的醫生馬海德帶著一封介紹信、兩架照相機、24個膠卷從北京出發，冒著生命危險一路向西，深入到陝甘寧抗日革命根據地，成為第一位到紅色蘇區報道工農紅軍的西方記者。

到達蘇區之前，斯諾也曾受到“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傳言的影響。但在陝北，他聽到當地老百姓把紅軍稱為“我們的軍隊”，看到路過野杏林時紅軍戰士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可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碰裏麵的果子。

斯諾還發現紅軍是真正的“全國性”武裝，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卻不影響團結；他們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認為自己是為了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盡管身上傷痕累累，他們對於革命依然充滿樂觀。

在當時陝北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斯諾見到了紅軍領袖毛澤東。毛澤東與之進行了長談，並給他發放了統一的紅軍新軍帽和新軍裝。

據誌丹縣保安革命舊址紀念館講解員曹婷婷介紹：“作為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斯諾和毛澤東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情。在數十次的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親口回答了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抗日戰爭、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合作等疑問，還包括自己的身世。”

在保安采訪完紅軍領導人後，斯諾又主動提出去前線采訪，並輾轉來到西征紅軍總指揮部駐紮地陝甘寧省豫海縣。陝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是1936年陝甘寧邊區建立的第一個縣級民族自治政府。斯諾曾在此完成了他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近1/3的篇章，對當時駐紮在這裏的紅軍進行了翔實的記敘。

豫旺堡，是當地一個曆史悠久的名邑古鎮，小鎮裏有一處古城遺址，現在仍保留有土夯城牆遺存。《紅星照耀中國》封麵的小號手就是在這裏拍攝的。英姿勃發的小號手及其象征的年輕“紅色中國”，向世界傳遞出奮發不屈的“抗戰之聲”。

紅軍西征紀念館門前的紅軍“小號手”雕塑（丁銘 攝）

從求真相到求真理

四個月的采訪，斯諾不但獲得了生動的一手材料：一共16本的筆記和24卷膠卷，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和照片，還解開了他心中的疑問，使他完成了從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轉變。

離開陝北後，他根據這四個月的經曆與見聞，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不帶任何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通過親自采訪所得的第一手資料，首次向全世界真實全麵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經過，向世界各國人民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陝甘寧邊區軍民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瓦解了當時種種歪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謠言攻勢。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銷量超過10萬冊。這本書先後被翻譯成近20種文字，幾十年間傳遍了全世界，有著億萬讀者。

一年後，《紅星照耀中國》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敵占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為躲避書報審查，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

《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猶如春雷炸響，一舉刺破了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的新聞封鎖，不僅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存在，而且以鐵的事實，回答了全世界人民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地處邊區的中國共產黨，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在這本書的影響下，一批批愛國青年和外國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在給朋友的信裏說：“要問我為什麼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讀後你們必將與我同感。”美國友人陽早和寒春也是在看了《紅星照耀中國》後相繼來到延安，並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奶牛事業。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由於斯諾以新聞報道的形式給予國民黨反動派無情的揭露，因此受到國民黨打壓而回國。受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泛濫的影響，回國後的斯諾遭到了來自美國國內的迫害，被迫遷居瑞士。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鬆訪華的前一周，斯諾在瑞士日內瓦病逝。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在我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的妻子依照他的遺囑，將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美國，一部分帶到中國，安葬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成為中國人民永久的紀念。

丁銘 哈麗娜（據《參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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